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九卷序跋，柳宗元·《辨鹖冠子》
柳宗元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仕途坎坷，被贬永州后写下《永州八记》等散文名篇，以山水寄寓孤愤，文风清峻深刻。在思想史上，他的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等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，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这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写的一篇辨伪文章。他质疑《鹖冠子》的真实性，认为这部战国时期的子书内容驳杂，不像先秦原作，更像后人杂凑而成。文章条理清晰，语气平和，展现了他深厚的文献考证功力。
余读贾谊《鵩赋》，嘉其辞，而学者以为尽出《鹖冠子》，余往来京师，求《鹖冠子》，无所见；至长沙，始得其书，读之，尽鄙浅言也，唯谊所引用为美，余无可者。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，反用《鵩赋》以文饰之，非谊有所取之，决也。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称贾子曰：“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，夸者死权。”不称《鹖冠子》。迁号为博极群书，假令当时有其书，迁岂不见耶？假令真有《鹖冠子》书，亦必不取《鵩赋》以充入之者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曰：不类。
柳宗元质疑《鹖冠子》是伪书，认为只有贾谊引用的部分优美，其余浅陋，并从文献考据和文风上论证其伪造。
我读贾谊的《鵩赋》，赞赏它的文辞，但学者认为全都出自《鹖冠子》。我往来京城，寻找《鹖冠子》，没见到；到了长沙，才得到这本书，一读，全是鄙陋浅薄的话，只有贾谊所引用的部分精妙，其余没什么可取。我猜想是好事者伪造了这本书，反而用《鵩赋》来修饰它，绝不是贾谊从中汲取了什么，这很明确。太史公在《伯夷列传》中引用贾子的话：“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，夸者死权。”却不提《鹖冠子》。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，如果当时有这本书，他难道会没看见吗？假使真有《鹖冠子》这本书，也一定不会取《鵩赋》的内容充入其中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回答说：文风不相似。
先摆出话题（学者认为《鵩赋》出自《鹖冠子》），再叙述亲身寻书、读书的经历（未见→始得→评价鄙浅），然后提出自己的推断（好事者伪作，反用《鵩赋》文饰），接着引用司马迁《伯夷列传》的旁证（不称《鹖冠子》），最后用反问和自答强化结论（不类）。整体是“现象—质疑—证据—结论”的论证结构。
读书时不妨像柳宗元这样，对所谓“权威出处”保持审慎，亲自验证文本内容是否统一，不盲从他人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