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八卷序跋，司马迁·《六国年表序》｜第 3 段，共 3 段
司马迁是西汉的一位史学家，命运坎坷却意志坚韧。他倾尽心血写成的《史记》，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。这本书不仅是史学的典范，文笔也极富感染力，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与精神。
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为《史记》中的《六国年表》所作的序言，属于史书中的表序。它梳理了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脉络，借六国兴衰探讨治国得失，语气沉郁而警醒。
或曰“东方物所始生，西方物之成孰”。夫作事者必於东南，收功实者常於西北。故禹兴於西羌，汤起於亳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，秦之帝用雍州兴，汉之兴自蜀汉。
秦既得意，烧天下诗书，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诗书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记独藏周室，以故灭。惜哉，惜哉！独有秦记，又不载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。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，何必上古。秦取天下多暴，然世异变，成功大。传曰“法后王”，何也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，议卑而易行也。学者牵於所闻，见秦在帝位日浅，不察其终始，因举而笑之，不敢道，此与以耳食无异。悲夫！
余於是因秦记，踵春秋之后，起周元王，表六国时事，讫二世，凡二百七十年，著诸所闻兴坏之端。后有君子，以览观焉。
司马迁借东西方位与功业的关系引出秦的兴衰，批判学者因秦朝短命而一味嘲笑其暴政，主张应客观看待其成功与变革，并说明自己编撰《六国年表》的缘由。
有人说：“东方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，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。”因此，开创事业的人一定出现在东南方，而收获实际功绩的人常常在西北方。所以夏禹兴起于西羌，商汤起兵于亳地，周朝依靠丰镐讨伐殷商而称王，秦朝凭借雍州兴起而成就帝业，汉朝则从蜀汉兴起。秦朝统一天下后志得意满，焚烧了天下的《诗》《书》，对诸侯国史书烧得尤其厉害，因为这些史书中有讥讽批评秦朝的内容。《诗》《书》后来能够重新出现，是因为民间多有收藏；而史书只藏在周王室，因此全部烧毁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唯独秦国的史书保留下来，又不记载日月时间，内容简略不完备。但战国时期权谋变诈之事也颇有可取之处，何必一定要上古呢？秦朝夺取天下虽然多行暴政，但时代变化很大，它建立的功业也很巨大。古书上说“效法后王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王距离我们近，风俗变化相类似，议论浅显而容易推行。学者们被自己的见闻所束缚，看到秦朝在帝位时间短，就不考察其始终，因而全都嘲笑它，不敢谈论，这和用耳朵吃饭（道听途说）没有区别。可悲啊！我于是根据《秦记》，接续在《春秋》之后，从周元王开始，列表记载六国的大事，一直到秦二世，共计二百七十年，写下所听到的各国兴衰的端绪。后来的君子们，可以拿来观览。
本段先以东西方位的对比引出“起于东南、收功于西北”的规律，并举禹、汤、周、秦、汉五例佐证；接着转入秦朝焚书的史实，指出诸侯史记被毁而《秦记》幸存但简略；然后作者发表议论，一方面承认秦取天下多暴，另一方面强调其成功巨大、时代变革，批评学者因秦朝短命就一味嘲笑，是“耳食”行为；最后自述著书缘起与方法，说明依据《秦记》、接续《春秋》、表六国兴衰，供后人观览。整体呈“立论—叙事—议论—自述”的递进结构。
看待历史人物或事件时，不要仅凭其存在时间长短或一时的负面印象就全盘否定，而应考察其全面背景与长期影响。就像今天评价一个企业或政策，既要看问题，也要看它在当时环境下取得的实际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