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六卷杂记，苏轼·《表忠观碑》｜第 4 段，共 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碑文写于北宋元丰年间，苏轼受杭州知州之托，为纪念吴越国钱氏家族归顺宋朝而作。文章以庄重的碑文体裁，通过追述钱氏保境安民的功绩，既表彰忠义，也暗含对当时政治风气的期许。苏轼以雄健笔力将历史叙事与道德劝诫融为一体，在平实的记述中透出温厚深远的意味。
而河东刘氏，百战守死以抗王师，积骸为城，酾血为池，竭天下之力，仅乃克之。独吴越不待告命，封府库，籍郡县，请吏于朝。视去其国，如去传舍，其有功于朝廷甚大。昔窦融以河西归汉，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祖父坟茔，祠以太牢。今钱氏功德，殆过于融，而未及百年，坟庙不治，行道伤嗟，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。
苏轼通过对比刘氏与吴越钱氏归顺朝廷的不同态度，强调钱氏主动归附的功绩，并借古喻今呼吁朝廷应妥善维护钱氏祖坟以彰忠义。
而河东的刘氏（北汉政权），历经百战、拼死抵抗朝廷军队，堆积尸骨为城墙，洒血成护城河，朝廷耗尽天下之力，才勉强攻克。唯独吴越钱氏不等朝廷命令，就封存府库，登记郡县户籍，向朝廷请求派遣官吏。看待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如同离开旅店一样坦然，他们对朝廷的功劳实在很大。从前窦融带着河西之地归附汉朝，光武帝下诏让右扶风官员修葺他祖父的坟墓，用太牢之礼祭祀。如今钱氏的功德，大概超过窦融，但还不到百年，坟墓祠庙却无人修治，路过的人感叹伤心，这实在不是鼓励忠臣、慰藉民心的道理啊。
这段文字采用对比与递进结构：先以河东刘氏‘百战守死’的惨烈抵抗（反例），衬托吴越钱氏‘不待告命’的主动归顺（正例）；再借窦融归汉受厚待的典故（历史先例），对比当下钱氏‘坟庙不治’的冷遇（现实问题），最后点明此举违背‘劝奖忠臣’的政治伦理。层层推进，由事入理。
对待历史贡献者的态度，会影响当下人们的价值选择；维护一座坟墓，实则是守护一种‘主动归顺比负隅顽抗更可贵’的文明共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