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,苏洵·《辨奸论》|第 2 段,共 4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,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,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,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,笔力雄健,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,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篇《辨奸论》是北宋苏洵晚年所作,大约在仁宗嘉祐年间。文章属于论说文,以犀利笔锋剖析“大奸似忠”的世相,借古讽今,暗指王安石变法前的舆论氛围。苏洵通过层层推演,揭示奸佞之徒往往善于伪装,提醒世人须从细微处辨察人心。全文逻辑严密,寓忧患于冷静说理之中,堪称宋代政论散文的典范之作。
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:“误天下苍生者,必此人也。”郭汾阳见卢杞曰:“此人得志,吾子孙无遗类矣。”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,王衍之为人,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,然不忮不求,与物浮沉,使晋无惠帝,仅得中主,虽衍百千,何从而乱天下乎?
苏洵借羊祜评王衍、郭子仪评卢杞的典故,说明奸佞之害往往在昏君当政时才会放大,若君主贤明则奸人难成大乱。
从前羊祜见到王衍时说:“将来祸害天下百姓的,一定是这个人。”郭子仪见到卢杞时说:“这人若得志,我的子孙就一个也留不下了。”如今看来,这道理本就有迹可循。依我看来,王衍的为人,容貌言谈本就有欺骗世人、盗取名声的手段,但他不嫉妒不贪求,随波逐流,假使晋朝没有惠帝这样的昏君,哪怕只是个中等才能的君主,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,又怎能扰乱天下呢?
这段文字采用“典故引入—道理点明—具体分析”的递进结构。先举羊祜、郭子仪识人的历史事例,引出“其理固有可见者”的观察;再聚焦王衍个案,用“然”字转折,指出其虽有欺世之表,但若无昏君(惠帝)的纵容,单凭其“与物浮沉”的性情也难以乱天下,从而将祸乱根源引向君主用人失察。
看人不能只看表面风度,更要察其心术;而一个组织的风气,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眼光与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