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一卷论著，孟子·《好辩章》｜第 4 段，共 4 段
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，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，主张人性本善，强调仁政和民本。他的言论被弟子整理成《孟子》一书，成为儒家经典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被尊为“亚圣”。
这篇文章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。当时百家争鸣，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主张，常需与人辩论。本章以对话形式，通过孟子与弟子公都子的问答，阐释了儒家面对异端邪说时应有的担当精神，体现了孟子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”的卫道情怀。
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《诗》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
孟子以禹、周公、孔子三位圣人的功业为榜样，申明自己并非喜好辩论，而是为了端正人心、抵制邪说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从前大禹制服洪水而使天下太平，周公兼并夷狄、驱逐猛兽而使百姓安宁，孔子编成《春秋》而使乱臣贼子畏惧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打击戎狄，惩罚荆舒，就无人敢抵挡我。’无父无君之人，正是周公所要打击的。我也想要端正人心，止息邪说，抵制偏颇的行为，驳斥放荡的言论，以此来继承三位圣人，难道是喜好辩论吗？我是不得已啊。能够用言论抵制杨朱、墨翟学说的人，就是圣人的门徒了。
这段文字采用‘先立榜样，再明己志’的递进结构。首先并列列举禹、周公、孔子三位圣人的功业，作为历史依据和崇高榜样。接着引用《诗经》强化‘惩恶’的正当性。然后笔锋一转，点明自己‘欲正人心……’的志向与圣人一脉相承，最后以‘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’的反问和感叹作结，表明行动的被迫与崇高，并以‘圣人之徒’的定义收尾，完成自我辩护与使命申明。
当我们坚持做一件看似‘好争’的事时，可以自问初心是否是为了抵御真正有害的事物、守护重要的价值，这能帮助我们分辨是意气之争还是责任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