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六卷杂记，柳宗元·《零陵三亭记》｜第 1 段，共 4 段
柳宗元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仕途坎坷，被贬永州后写下《永州八记》等散文名篇，以山水寄寓孤愤，文风清峻深刻。在思想史上，他的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等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，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这篇文章写于唐代，大约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所作。它属于亭台记一类的散文，通过记述零陵三亭的修建过程，表达了作者对地方治理与民生关怀的思考。文中既描绘山水之美，又寄托着对理想政治的向往，语言清新自然，在写景中蕴含着深意。
邑之有观游，或者以为非政，是大不然。夫气烦则虑乱，视壅则志滞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，高明之具，使之清宁平夷，恒若有馀，然后理达而事成。
零陵县东有山麓，泉出石中，沮洳污涂，群畜食焉，墙藩以蔽之，为县者积数十人，莫知发视。河东薛存义，以吏能闻荆、楚间，潭部举之，假湘源令。会零陵政厖赋扰，民讼于牧，推能济弊，来莅兹邑。遁逃复还，愁痛笑歌，逋租匿役，期月辨理。宿蠹藏奸，披露首服。民既卒税，相与欢归道途，迎贺里闾。
柳宗元认为，为政者也需要有游览休憩的场所来调节身心，才能更好地处理政务。
一个县邑里有供观赏游览的场所，有人认为这不是为政之道，这种看法很不对。人气息烦闷就会思虑混乱，视野堵塞就会心志停滞。君子（指为政者）必须要有供游息的事物、高明的器具（指好的环境），使自己的心境清静安宁、平和舒畅，常常感到从容有余，然后道理才能通达，事情才能办成。零陵县东边有山脚，泉水从石头中涌出，（但周围）低湿泥泞，成了污秽之地，牲畜都在那里吃草，人们用围墙篱笆把它遮蔽起来。历任县令有几十人，都不知道去发现和修整它。河东人薛存义，因为做官的才能闻名于荆、楚一带，潭部举荐他，代理湘源县令。恰逢零陵县政事混乱、赋税扰民，百姓到州牧那里诉讼。于是（上级）推举有才能的人来革除弊政，（薛存义）来到这个县任职。（结果）逃亡的人回来了，愁苦悲痛变成了欢笑歌唱，拖欠的租税、隐藏的劳役，一个月就辨明处理了。积久的弊病和隐藏的奸恶，都被揭露出来并自首服罪。百姓完成了纳税，一起欢欢喜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乡里互相迎接庆贺。
这段文字采用了“立论-例证”的结构展开。首先，作者提出一个核心观点（“邑之有观游……然后理达而事成”），批驳错误看法，并正面论述“游息”对“理政”的积极作用，这是“起”和“承”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以零陵县东荒废的山泉和薛存义整治县政的具体事例作为“转”，来印证前面的观点：美好的环境（可游息之地）被忽视，对应“视壅则志滞”；薛存义理政成功，百姓安乐，则为“理达而事成”提供了现实注脚。两部分由“为县者积数十人，莫知发视”与薛存义的作为形成对比，自然衔接。
工作与休息需要平衡，一张一弛，保持清晰平和的内心，往往能更高效地解决问题。不妨为自己保留一个能放松身心的“小角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