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轼·《韩非论》｜第 2 段，共 6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北宋时期，苏轼在研读法家思想时有所感发。这是一篇史论性质的散文，苏轼通过分析韩非子的学说，探讨了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。文中既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，又批评了极端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弊端，体现了苏轼一贯的辩证思考。
虽非圣人之道，而其用意，固亦无恶于天下。自老聃之死百余年，有商鞅、韩非，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。及秦用之，终于胜、广之乱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，秦以不祀，而天下被其毒。
苏轼认为韩非的学说虽非正道，但本意不坏；然而秦国片面采用严刑峻法，最终导致灭亡并祸害天下。
（韩非的学说）虽然不是圣人的正道，但他的用意，本来也对天下没有恶意。自老子死后一百多年，出现了商鞅、韩非，著书主张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法术更好的了。等到秦国采用它，最终引发了陈胜、吴广的起义。教化不足而刑法严苛有余，秦国因此断绝祭祀（指灭亡），而天下百姓都遭受了它的毒害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先抑后扬再结论”的转折结构。先承认韩非本意不恶（抑），接着指出其学说被商鞅、韩非推崇并付诸实践（承），然后以秦国采用后的恶果（胜广之乱、灭亡）作为转折（转），最后归结出“教化不足而法有余”的核心批判（合）。
制度若缺乏人文教化的滋养，单靠严苛规则难以长久；工作中也是如此，规章流程固然重要，但团队的温度与共同价值观才是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