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轼·《韩非论》｜第 5 段，共 6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北宋时期，苏轼在研读法家思想时有所感发。这是一篇史论性质的散文，苏轼通过分析韩非子的学说，探讨了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。文中既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，又批评了极端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弊端，体现了苏轼一贯的辩证思考。
今夫不忍杀人，而不足以为仁，而仁亦不足以治民。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，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。如此，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，刀锯斧钺，何施而不可？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，虽天下之小物，亦莫不有所畏。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，此其所以轻杀人与！
苏轼批评韩非子将仁爱与刑罚对立，最终导致统治者轻视人命、滥用刑罚的极端思想。
如果现在认为不忍心杀人不足以称为仁，而仁也不足以治理百姓；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，而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。这样，整个天下就都可以任凭我随意处置了，刀锯斧钺这些刑具，还有什么不能用呢？从前孔子不曾有一天改变他的言论，即使是天下的小事物，也无不有所敬畏。如今韩非却把天下看得很轻，觉得没什么值得做的，这就是他轻视杀人的原因啊！
本段采用递进与对比的结构展开。首先，通过两个“不足以为”的并列句式，推导出韩非思想中“仁”与“不仁”都失去约束力的极端结论（“举天下惟吾之所为”）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引入孔子“有所畏”的态度作为正面对比，最后点明韩非“视天下眇然”正是其“轻杀人”的思想根源，形成强烈反差。
警惕那些将道德与规则完全割裂的极端论调，它们可能为肆意妄为打开大门。对生命与规则保持一份基本的敬畏，是维系社会健康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