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九卷序跋，柳宗元·《论语辨二首》｜第 4 段，共 4 段
柳宗元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仕途坎坷，被贬永州后写下《永州八记》等散文名篇，以山水寄寓孤愤，文风清峻深刻。在思想史上，他的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等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，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柳宗元在唐代中后期写下了《论语辨二首》，那时古文运动兴起，他正与韩愈一同倡导回归质朴的文风。这两篇是论说体的古文，内容上对《论语》里的记载提出质疑和辨析，意在破除汉儒以来的旧注束缚，引导读者重新思考经典的本义。
彼孔子者，覆生人之器者也。上之尧、舜之不遭，而禅不及己；下之无汤之势，而己不得为天吏。生人无以泽其德，日视闻其劳死怨呼，而己之德涸然无所依而施，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。此圣人之大志也，无容问对于其间。弟子或知之，或疑之不能明，相与传之。故于其为书也，卒篇之首，严而立之。
孔子虽有教化天下的德行，但因时运不济，无法施展抱负，只能通过言论表达志向。
孔子这个人，是覆盖生民的大器。上不能遭逢尧舜的时代，禅让轮不到自己；下没有商汤那样的形势，自己不能成为天吏。百姓无法承受他的恩泽，他每天看到听闻百姓劳苦死伤、怨叹呼号，而自己的德行干涸无所依托而无法施行，所以常常讽诵道义而已。这是圣人的大志，不容许在其中问难应对。弟子中有的知道，有的疑惑不能明白，互相传述。所以在他写书时，在卒篇之首，严肃而确立之。
先说明孔子的德量（覆生人之器），然后通过对比（上之不遭、下之无势）说明其不得施展的原因，再描述其无奈（日视闻劳死怨呼，德涸无所施），引出他只能“常常讽道”的原因。最后说明其大志不容问对，以及弟子传述和书中的位置。
有时我们怀才不遇，但依然可以通过言论和教诲影响后人，不必强求即时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