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卷传志，韩愈·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｜第 7 段，共 8 段
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他倡导古文运动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强调文章应言之有物，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。他的诗文雄健豪放，充满正气，如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等名篇至今仍被传诵。在文化史上，韩愈不仅是文学巨匠，更是儒家道统的坚定捍卫者。
韩愈在柳宗元去世后不久，于唐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写下这篇墓志铭。朋友一场，他深情追忆柳宗元的生平与仕宦坎坷，赞其文章卓绝、为人耿介。墓志铭这一文体本是刻于石上、埋于墓中的哀悼文字，韩愈却用真挚笔墨，让我们读到了两位古文大家之间的惺惺相惜。
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藉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。既退，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穷裔。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时，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、刺史时，亦自不斥；斥时有人力能举之，且必复用不穷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韩愈论柳宗元生平得失：虽遭贬斥穷困，却成就了文学传世，得失之间自有公论。
柳宗元年轻时勇敢为人，不珍惜顾惜自己，认为功业可以立刻成就，因此被贬斥废弃。被贬之后，又没有有力量掌握权位的知己来推举挽留，所以最终死在荒远之地。才能不被世所用，主张不能在当时推行。假使柳宗元在台省任职时，能够约束自己像后来做司马、刺史时那样，也自然不会遭贬斥；遭贬斥时如果有人能举荐他，也一定会重新起用而不会困穷。然而柳宗元被贬斥得不长久、困穷得不深，虽然也能出人头地，但他的文章辞章一定不能自己努力达到一定能够流传于后世的程度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即使让柳宗元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一时做将相，用那个换这个，谁得谁失，一定有人能分辨。
先写柳宗元因勇于为人而遭贬，次写贬后无人援引而困穷。然后假设两种情况：如果谨慎自持或有人举荐，结果会不同。但最后转折，正因穷困长久，才成就了文学传世，得失分明。
人生的得失往往难以简单衡量。失意时的创作和思考，或许能带来更长远的价值。不必为一时的不得志而沮丧，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