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洵·《诗论》｜第 3 段，共 5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，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，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，笔力雄健，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，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篇文章是北宋苏洵所作，大约在十一世纪中期。它属于一篇论说性质的散文，主要探讨诗歌的本质与功能。苏洵以平实恳切的笔调，阐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理解，强调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、抒发真情实感，而非仅仅追求辞藻华丽。
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，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。既已大弃而不顾，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，将遂荡然无所隔限，而易内窃妻之变与弑其君父兄之祸，必反公行于天下。圣人忧焉，曰：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，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，患生于责人太详。好色之不绝，而怨之不禁，则彼将反不至于乱。故圣人之道，严于《礼》而通于《诗》。《礼》曰：必无好色，必无怨而君父兄。《诗》曰：好色而无至于淫，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。严以待天下之贤人，通以全天下之中人。
苏洵认为，如果礼法对人性要求过于严苛，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；圣人用《礼》确立标准，用《诗》疏导人情，宽严相济才能维持社会秩序。
如果人们已经不能完全遵守礼法，就会索性彻底抛弃它。一旦彻底抛弃礼法，那么人们好色的本性、怨恨君父兄长的情绪，就会毫无约束地泛滥。这样一来，交换妻妾、私通淫乱的变故，以及弑君杀父的祸患，必然公然在天下发生。圣人对此感到忧虑，说：禁止人们好色却导致淫乱，禁止人们怨恨君父兄长却导致背叛，祸患就产生于要求人太苛刻、太详细。如果不彻底禁绝好色之情，不禁绝怨恨之心，人们反而不会作乱。所以圣人的治国之道，在《礼》中体现为严格，在《诗》中体现为通达。《礼》规定：一定不能有好色之心，一定不能怨恨君父兄长。《诗》则说：可以好色但不要过度到淫乱，可以怨恨君父兄长但不要发展到背叛。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天下的贤人，用通达的道理来保全天下的普通人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假设-后果-反思-对策”的递进结构展开。1. 先假设礼法被彻底抛弃的极端情况。2. 接着推演其后果：人性欲望（好色、怨怼）将毫无约束，导致社会大乱。3. 然后进行反思：指出祸根在于‘责人太详’（要求太苛刻）。4. 最后提出圣人的解决之道：双管齐下，以《礼》立严标准，以《诗》作通疏导，并对‘贤人’与‘中人’区别对待。
管理或教育中，有时堵不如疏。设定理想标准的同时，也要为普通人的真实情感留下宣泄和调节的空间，这往往比一味高压更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