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五卷书牍，苏轼·《答李鳸书》｜第 3 段，共 5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是苏轼晚年写给友人李鳸的一封回信，大约作于贬谪黄州期间。书信体散文，信里聊聊家常、谈谈诗文，透着一股子豁达与随性，像是老朋友在灯下闲话，很亲切。
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，故每纷然诵说古今，考论是非，以应其名耳。人苦不自知，既以此得，因以为实能之，故譊譊至，坐此得罪几死，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，真可笑也。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，则过矣。妄论利害，搀说得失，此正制科人习气。譬之候虫时鸟，自鸣自已，何足为损益。
苏轼反思自己因制科直言而招祸，并澄清并非标新立异，只是制科人的习气使然，如同候虫时鸟自鸣自止。
制科的名号叫做“直言极谏”，所以常常谈论古今、考辨是非来符合这个名头。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，既然凭借这个得了名声，就以为真的有能力，于是喋喋不休，因此得罪几乎致死，正所谓“齐虏以口舌得官”，真是可笑。然而世人以为我想标新立异，那就错了。胡乱议论利害、争辩得失，这正是制科人的习气。就像候鸟和昆虫，自己鸣叫自己停止，对事物有什么增减呢？
先交代自己因制科之名而多言，再批评自己因不自知而招祸，接着澄清世人误解，最后用候虫时鸟的比喻总结，说明这种议论并无实际意义。
获得赞誉时，要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，避免被虚名所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