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九卷序跋，曾巩·《战国策目录序》｜第 2 段，共 5 段
曾巩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也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文风平实严谨，擅长写议论文和记叙文，虽然名气不如苏轼、王安石那么大，但文章逻辑清晰，说理透彻，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。他为人正直，做地方官时也很有政绩，是一位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学者型文人。
这篇《战国策目录序》是北宋曾巩为整理《战国策》所写的序文。作为一篇目录序，他既不单纯罗列书目，也不同于激昂的议论，而是以温和的笔触评述纵横家学说，阐明其弊病，并强调儒家道义的重要性，体现了宋儒的理性思辨。
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谓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、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，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
曾巩阐述孔孟之道：法可因时而变，道必须坚守不变，这是不易之理。
孔子、孟子二人却独能阐明先王之道，认为不可更改，难道是要强迫后世君主做不可行之事吗？不过是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、所遭遇的变化，制定适合当时的法则，使之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。二帝三王的治理，其变化固然不同，其法度也各异，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根本宗旨和先后次序，未尝不同。孔孟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。因为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，不必完全相同；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，不能不一致。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。
先正面阐述孔孟之道并非强人所难，而是因时变法以存先王之意；再对比二帝三王的具体法度虽异而根本宗旨相同；最后总结法与道的辩证关系。
做事既要坚守核心原则（道），又要灵活调整方法（法），不能因循守旧或轻易放弃根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