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六卷杂记，曾巩·《徐孺子祠堂记》｜第 2 段，共 6 段
曾巩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也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文风平实严谨，擅长写议论文和记叙文，虽然名气不如苏轼、王安石那么大，但文章逻辑清晰，说理透彻，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。他为人正直，做地方官时也很有政绩，是一位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学者型文人。
这篇文章写于北宋时期，曾巩在担任洪州知州时所作。这是一篇祠堂记，属于碑记类文体。文章通过追述东汉名士徐孺子的高洁品格与地方风教的关系，既表达对先贤的敬仰，也寄托了作者对淳朴士风的向往。文字简净含蓄，在平实的记述中自然流露出深沉的情感。
当是之时，天下闻其风、慕其义者，人人感慨奋激，至于解印绶，弃家族，骨肉相勉，趋死而不避。百余年间，擅强大，觊非望者相属，皆逡巡而不敢发。汉能以亡为存，盖其力也。
这段文字描绘了东汉末年士人因崇尚气节而慷慨赴义的社会风气，以及这种风气对维护汉室统治所起的作用。
在那个时代，天下间听闻了这种风气、仰慕这种道义的人，个个都感慨激动，以至于解下官印绶带（辞官），抛弃家族，亲人之间互相勉励，奔赴死地而毫不回避。一百多年间，那些拥有强大势力、怀有非分企图的人接连不断，但都犹豫徘徊而不敢发动叛乱。汉朝能够（在衰微中）将亡国之势转为存续，大概就是这种（崇尚气节）力量的作用吧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现象描绘—结果对比—总结原因”的递进结构展开。首先，浓墨重彩地描绘“慕义”风气引发的极端社会行为（解印绶、弃家族、趋死）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指出在此背景下，即便有野心家也“不敢发”的奇异结果，形成强烈对比。最后，点明这种现象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，将“汉能以亡为存”归结于这种精神力量。
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风尚，其力量有时比严刑峻法更能约束行为、维系大局。在团队或社群中，培养正直的价值观，或许比制定无数条规更根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