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六卷杂记，曾巩·《襄州宜城县长渠记》｜第 6 段，共 7 段
曾巩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也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文风平实严谨，擅长写议论文和记叙文，虽然名气不如苏轼、王安石那么大，但文章逻辑清晰，说理透彻，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。他为人正直，做地方官时也很有政绩，是一位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学者型文人。
这篇文章写于北宋时期，曾巩在襄州任职时所作。这是一篇地方水利工程的纪实文字，以平实温雅的笔调记述了宜城县长渠的修建始末与功用。文中既追述了渠堰的历史沿革，又细数其灌溉之利与修缮之要，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民生水利的深切关怀。
初，曼叔之复此渠，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。公听之不疑，沮止者不用，故曼叔能以有成。则渠之复，自夫二人者也。方二人者之有为，盖将任其职，非有求于世也。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，然其心盖或有求，故多诡而少实，独长渠之利较然，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。
这段文字讲述了长渠修复工程得以成功，得益于地方官员的支持与实干者的尽责。
起初，孙曼叔要修复这条长渠，将此事禀报给当时主管襄州事务的张瑰唐公。张公听取建议毫不迟疑，不采纳那些阻挠的意见，所以曼叔才能取得成功。那么长渠的修复，正是源于这两个人。当这两人有所作为时，不过是履行职责，并非对世人有所求取。等到后来，议论水渠堤堰的人像蜜蜂一样涌出，但他们的心思或许另有所求，所以言论大多诡诈而少实际。唯独长渠的益处清晰显著，而这二人的心志也因此更加分明了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叙事-评价-对比”的结构展开。先以叙事起笔，说明长渠修复成功的直接原因（张公支持、曼叔实干）。接着承以评价，点明二人初衷只是尽责。然后笔锋一转，用“及其后”引出对比：将后来众多动机不纯、空谈务虚的议论者，与先前二人务实纯粹的作为进行对比。通过这一对比，反衬出二人功绩与心志的可贵，使论述更有力。
做成一件实事，往往需要执行者的笃行与决策者的信任相结合。与其事后夸夸其谈，不如在职责内先做好本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