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二卷奏议，刘歆·《毁庙议》｜第 6 段，共 8 段
刘歆是西汉末年至新朝的大学者，经学家、目录学家，他协助父亲刘向整理古籍，编纂了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《七略》，并大力倡导古文经学，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。他也精通天文历算，推算出圆周率3.1547，是个多才多艺的开拓者。
这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一篇议论文，写于王莽摄政前后礼制辩论正酣之时。文章针对当时“毁庙”之议而发，以经典为依据，主张遵循古礼，不轻易废毁先帝庙制，体现了刘歆深厚的经学功底与谨慎的礼学态度。
其文曰：“天子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；诸侯二昭二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五。”故德厚者流光，德薄者流卑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”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，礼也。七者，其正法数，可常数者也。宗不在此数中。宗，变也，苟有功德则宗之，不可预为设数。故于殷太甲为太宗，太戊曰中宗，武丁曰高宗。周公为《毋逸》之戒，举殷三宗以劝成王。由是言之，宗无数也。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。以七庙言之，孝武皇帝未宜毁；以所宗言之，则不可谓无功德。
通过引用经传说明'宗'的数目不固定，而根据功德设立，因此武帝既有七庙之正位，又有宗庙之功德，不宜毁弃。
那经文说：'天子的三昭三穆，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；诸侯的二昭二穆，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座。'所以德行深厚者流泽长远，德行浅薄者流泽短浅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说：'名位不同，礼数也不同。'从上到下，每降一级礼数减去两等，这是礼制。七庙是正常的法定数目，是固定不变的。而'宗'不在此数目之内。宗是变通的，如果有功德就立为宗，不能预先设定数目。所以在殷商，太甲为太宗，太戊为中宗，武丁为高宗。周公作《毋逸》以告诫，举出殷商的三个宗来劝勉成王。由此说来，宗是没有固定数目的。那么用来劝勉帝王功德的方式就很广博了。从七庙的角度说，孝武皇帝不应该毁庙；从所宗的角度说，不能说他无功德。
先引证经典说明七庙正法与宗的变通性，再以殷商三宗为例，最后归结到武帝不应毁庙的结论，是引经据典的论证结构，层层推进。
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，既有常规制度，也要为特殊贡献留出空间，这是决策中的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