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二卷奏议，刘歆·《毁庙议》｜第 7 段，共 8 段
刘歆是西汉末年至新朝的大学者，经学家、目录学家，他协助父亲刘向整理古籍，编纂了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《七略》，并大力倡导古文经学，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。他也精通天文历算，推算出圆周率3.1547，是个多才多艺的开拓者。
这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一篇议论文，写于王莽摄政前后礼制辩论正酣之时。文章针对当时“毁庙”之议而发，以经典为依据，主张遵循古礼，不轻易废毁先帝庙制，体现了刘歆深厚的经学功底与谨慎的礼学态度。
《礼记》祀典曰：“夫圣王之制祀也，功施于民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。能救大灾则祀之。”窃观孝武皇帝，功德皆兼而有焉。凡在于异姓，犹将特祀之，况于先祖？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，又说中宗、高宗者，宗其道而毁其庙。名与实异，非尊德贵功之意也。《诗》云：“蔽芾甘棠，勿鬋勿伐，邵伯所茇。
引用《礼记》祀典说明祭祀标准，指出武帝功德兼备，反驳毁庙之说，并用《诗经》甘棠之爱比喻对有功者的怀念。
《礼记》中的《祀典》说：'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，对人民有功的就祭祀他，因勤劳安邦定国的就祭祀他，能拯救大灾的就祭祀他。'我看孝武皇帝，功德全部兼而有之。对于异姓之人，尚且要特别祭祀，何况是自己的先祖？有人说天子的五庙没有文字依据，又有人说中宗、高宗是尊崇他们的道而毁弃他们的庙。名实不符，不是尊崇功德的本意。《诗经》说：'茂盛的甘棠树，不要剪它不要砍它，那是邵伯曾歇息的地方。'
先引《祀典》作为理论依据，再评价武帝功德符合标准，接着驳斥错误观点，最后引用《诗经》加强情感说服，是情理并茂的论证。
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基于实际贡献，不要被教条或形式所束缚，情感与理性要结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