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欧阳修·《本论》｜第 7 段，共 9 段
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，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也是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的主编。一生为官清正，爱提携后进，苏轼、曾巩都曾受他赏识。他的散文《醉翁亭记》里那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至今仍是我们常用的典故。
这篇文章是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所著，当时社会面临佛道盛行、儒家礼义衰微的困境。他以政论形式，系统阐述了复兴儒家根本、强化礼义教化的重要性，主张从制度与人心两方面重振国家。文字恳切有力，展现了其作为文坛领袖的忧患意识与治国思考。
然后民之奸者，有暇而为他；其良者，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。夫奸民有余力，则思为邪僻；良民不见礼义，则莫知所趣。佛于此时，乘其隙，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，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。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：佛是真可归依者。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？幸而有一不惑者，方艴然而怒曰：佛何为者，吾将操戈而逐之！又曰：吾将有说以排之！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，岂一人一日之可为？民之沈酣入于骨髓，非口舌之可胜。
欧阳修指出，当百姓缺乏礼义引导时，容易被佛教吸引，加上权贵推崇，更难扭转风气。
这样一来，百姓中奸猾的人有了空闲去做其他事；善良的人则完全感受不到礼义与自己相关。奸猾之人有余力，就会想做邪恶之事；善良之人看不到礼义，就不知道人生该趋向何方。佛教趁此时机，利用这个空隙，鼓吹其夸大荒诞的学说来牵引他们，百姓就不得不跟随而归附了。更何况王公大人往往带头提倡并驱使他们说：佛是真正可以归依的。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附呢？幸好有一个不迷惑的人，正愤怒地发怒说：佛是做什么的，我要拿起武器驱逐他！又说：我将用言论来排斥他！但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，岂是一个人一天能改变的？百姓沉迷佛教已深入骨髓，不是口舌之争能取胜的。
这段文字采用因果递进结构：先说明百姓因缺乏礼义引导而产生的两种状态（奸者思邪、良者迷失），接着指出佛教趁虚而入的原因，再以权贵倡导加剧趋势，最后转折到个人反抗的无力，层层推进，揭示问题深重。
当一种观念长期缺乏正面引导时，容易被其他力量占据；改变积习需要耐心，而非单靠一时激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