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,苏洵·《易论》|第 1 段,共 7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,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,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,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,笔力雄健,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,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篇文章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在探讨治国之道时写下的。他以《周易》为切入点,结合历史经验,分析了不同时期治国策略的得失。文章采用论说文体,语言犀利而富有思辨性,旨在阐明“变易”与“不易”的辩证关系,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借鉴。
圣人之道,得礼而信,得《易》而尊。信之而不可废,尊之而不敢废,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,礼为之明而《易》为之幽也。生民之初,无贵贱,无尊卑,无长幼,不耕而不,不蚕而不寒,故其民逸。民之苦劳而乐逸也,若水之走下。
苏洵认为圣人用礼制确立日常规范,用《易经》奠定神圣权威,而人类最初的生活是平等安逸的,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。
圣人的治国之道,有了礼制就能获得人们的信服,有了《易经》就能获得人们的尊崇。因为信服就不会被废弃,因为尊崇就不敢被废弃。所以圣人的治国之道之所以不会废止,是因为礼制使它显明于外,而《易经》使它幽深于内。在人类最初的时期,没有贵贱、尊卑、长幼的分别,不耕种也不会挨饿,不养蚕也不会受冻,所以那时候的百姓生活安逸。百姓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,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总-分”结构展开。首先总说圣人之道因礼与《易》而稳固。然后分两部分:先解释礼与《易》如何一明一幽共同作用;再将视野拉远,描述“生民之初”的原始状态,并以“水之走下”的比喻点明人性好逸恶劳,这为后文(本段之后)论述圣人为何需要制定礼法来约束人性埋下了伏笔。
理解一个体系或规则,有时既要看它明文规定(“礼”之明)的部分,也要体会其背后深层的理念或精神(“《易》”之幽),两者结合才能把握全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