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 · 战国任侠论（2）
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
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北宋时期写的一篇史论。当时社会风气趋于保守，苏轼借战国时期游侠的风骨，来探讨“义”与“法”的关系。文章以纵横捭阖的笔法，通过对比战国与宋代的士风，婉转表达了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拘谨、缺乏担当的感慨。

苏轼通过列举秦汉之际的豪侠数量，指出这些消耗社会资源的“奸民”对国家造成的沉重负担。

• 张耳、陈余：秦末汉初的两位豪杰，曾为刎颈之交，后反目成仇。他们是当时著名的游侠和诸侯，门下聚集了大量宾客。
• 田横：秦末齐国的贵族，汉朝建立后不愿臣服，率五百门客逃至海岛，后因拒绝归汉而自杀，五百门客闻讯后也集体自杀，以忠义闻名。
• 宾客厮养：指门客和仆役。‘宾客’是寄食于贵族豪门并为之效力的人；‘厮养’是干杂役的奴仆。这里泛指豪侠所供养的各类人员。
• 奸民蠹国：奸猾之民，像蛀虫一样侵蚀国家。‘蠹’是蛀虫，这里作动词，意为侵蚀、损害。苏轼在此处用词严厉，表达了他对这类不事生产、消耗社会资源的游侠群体的负面看法。

这段文字采用“举例-推测-反问”的结构展开。首先，列举秦汉之际张耳、陈余、田横等著名人物蓄养大量豪杰宾客的史实作为具体例证。接着，用“度其余”进行合理推测，将可见的记载推及至整个社会未被记载的庞大群体，并以“倍官吏而半农夫”的夸张对比来强调其数量之多。最后，以两个强烈的反问句作结，将前文的铺陈推向情感和逻辑的高潮，直接质问其对社会与国家造成的难以承受的负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