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轼·《战国任侠论》｜第 3 段，共 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北宋时期写的一篇史论。当时社会风气趋于保守，苏轼借战国时期游侠的风骨，来探讨“义”与“法”的关系。文章以纵横捭阖的笔法，通过对比战国与宋代的士风，婉转表达了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拘谨、缺乏担当的感慨。
苏子曰：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国之有奸也，犹鸟兽之有猛鸷，昆虫之有毒螫也。区处条理，使各安其处，则有之矣。锄而尽去之，则无是道也。吾考之世变，知六国之所以久存，而秦之所以速亡者，盖出于此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夫智、勇、辩、力，此四者，皆天民之秀杰者也，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也。
苏轼认为，国家有奸邪之人是自然现象，关键在于妥善安置而非彻底铲除，并指出战国六国能长久存在而秦朝速亡，与如何对待智、勇、辩、力这四类杰出人才有关。
苏轼说：这是古代圣王也无法避免的现象。国家有奸邪之人，就像鸟兽中有凶猛的鹰鹫，昆虫中有带毒刺的种类一样。通过区分处理、安排条理，使他们各自安于所处的位置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；但要彻底铲除他们，则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考察世事变迁，明白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，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，原因大概就在于此，不能不仔细体察。智慧、勇武、辩才、力量，这四种人，都是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物，他们大抵不愿从事粗衣劣食的劳作来供养别人，都是要驱使他人来供养自己的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提出观点—比喻论证—历史佐证—具体分析”的结构展开。先提出“奸邪无法避免”的核心观点，接着用鸟兽昆虫的比喻说明其自然性，然后以六国与秦的对比进行历史论证，最后具体点明“智勇辩力”四类人才的特点，层层递进，逻辑清晰。
管理中，与其幻想彻底消除问题或“异类”，不如思考如何建立秩序，让不同特质的人各得其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