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轼·《战国任侠论》｜第 5 段，共 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北宋时期写的一篇史论。当时社会风气趋于保守，苏轼借战国时期游侠的风骨，来探讨“义”与“法”的关系。文章以纵横捭阖的笔法，通过对比战国与宋代的士风，婉转表达了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拘谨、缺乏担当的感慨。
六国之君，虐用其民，不减始皇、二世，然当是时，百姓无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杰者，多以客养之，不失职也。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鲁无能为者，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，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
苏轼认为战国时期六国百姓没有大规模叛乱，是因为有才能的人都被国家收用，而普通百姓缺乏领导能力。
六国的君主，虐待驱使他们的百姓，其程度不比秦始皇、秦二世轻。然而在那个时代，百姓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，这是因为百姓中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，大多被当作门客供养起来，没有失去职位。那些努力耕作来供养上层的人，都是愚钝朴实、没有能力作为的人，即使心里想怨恨反叛，也没有人带头。这就是六国能够稍微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。
它提醒我们，一个组织或社会的稳定，不仅在于对基层的治理，更在于能否有效地吸纳和安置其中的“秀杰者”，给予他们发挥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