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,苏轼·《战国任侠论》|第 5 段,共 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,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他的诗词豪放洒脱,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,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,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,屡遭贬谪,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,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北宋时期写的一篇史论。当时社会风气趋于保守,苏轼借战国时期游侠的风骨,来探讨“义”与“法”的关系。文章以纵横捭阖的笔法,通过对比战国与宋代的士风,婉转表达了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拘谨、缺乏担当的感慨。
六国之君,虐用其民,不减始皇、二世,然当是时,百姓无一人叛者,以凡民之秀杰者,多以客养之,不失职也。其力耕以奉上,皆椎鲁无能为者,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,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
苏轼认为战国时期六国百姓没有大规模叛乱,是因为有才能的人都被国家收用,而普通百姓缺乏领导能力。
六国的君主,虐待驱使他们的百姓,其程度不比秦始皇、秦二世轻。然而在那个时代,百姓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,这是因为百姓中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,大多被当作门客供养起来,没有失去职位。那些努力耕作来供养上层的人,都是愚钝朴实、没有能力作为的人,即使心里想怨恨反叛,也没有人带头。这就是六国能够稍微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对比-分析原因”的结构展开。
1. 提出对比现象:先指出六国君主对百姓的压迫同样严重,但百姓却没有像秦末那样大规模叛乱。
2. 分析核心原因:接着从社会结构上解释原因,分为两层:
- 上层原因:有才能、有号召力的“秀杰者”被国家“客养”,纳入了体制,消解了潜在的领导力量。
- 下层原因:从事生产的普通百姓(“椎鲁无能为者”)缺乏组织和领导能力,无法自发形成反抗力量。
3. 得出结论:最后总结,正是因为领导力量被收编,基层力量又无力组织,社会才得以维持一种脆弱的“少安”状态,没有立刻崩溃。
它提醒我们,一个组织或社会的稳定,不仅在于对基层的治理,更在于能否有效地吸纳和安置其中的“秀杰者”,给予他们发挥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