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轼·《战国任侠论》｜第 4 段，共 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北宋时期写的一篇史论。当时社会风气趋于保守，苏轼借战国时期游侠的风骨，来探讨“义”与“法”的关系。文章以纵横捭阖的笔法，通过对比战国与宋代的士风，婉转表达了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拘谨、缺乏担当的感慨。
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，与此四者共之。此四者不失职，则民靖矣。四者虽异，先王因俗设法，使出于一。三代以上，出于学；战国至秦，出于客；汉以后，出于郡县吏；魏、晋以来，出于九品中正；隋、唐至今，出于科举。虽不尽然，取其多者论之。
苏轼梳理了历史上选拔人才的几种主要制度，认为先王总是根据时代变化来设计用人机制。
所以，古代的圣王将天下的富贵（权位与资源），与这四类人（指前文提到的“智、勇、辩、力”之民）共享。这四类人各得其所、不失其职，百姓就安定了。这四类人虽然特质不同，但先王会依据社会风俗来设立制度，使选拔人才的途径归于统一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，人才从学校（教育体系）中产生；战国到秦代，人才从门客（如卿大夫的门客、客卿）中产生；汉代以后，人才从郡县官吏（的察举考核）中产生；魏、晋以来，人才从九品中正制（的品评）中产生；隋、唐到现在，人才从科举考试中产生。虽然情况不完全如此，但我是选取各个时期最主要的方式来论述的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总-分-总”的结构展开。首先总说先王与四类人共享富贵以达到民“靖”的目的，并点明方法是“因俗设法，使出于一”。接着，以时间为序，分述了从“三代以上”到“隋、唐至今”共五个历史时期最主要的人才选拔途径（“出于…”），形成清晰的并列式列举。最后以“虽不尽然，取其多者论之”收尾，既承认历史复杂性，也点明自己论述的侧重点，使观点更严谨。
制度设计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，关键是要顺应时代变化和现实需求，为核心人才提供稳定的上升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