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五卷书牍，柳宗元·《与萧翰林俛书》｜第 6 段，共 7 段
柳宗元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仕途坎坷，被贬永州后写下《永州八记》等散文名篇，以山水寄寓孤愤，文风清峻深刻。在思想史上，他的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等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，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柳宗元这封《与萧翰林俛书》写于永州贬所，是一封倾诉衷肠的私人书信。当时他因“永贞革新”失败被放逐，满腹郁愤，信中既坦陈自己遭谗受贬的苦楚，又流露出对旧友萧俛的理解与期待，情真意切，文气沉郁。
今天子兴教化，定邪正，海内皆欣欣怡愉，而仆与四五子者独沦陷如此，岂非命欤？命乃天也，非云云者所制，又何恨？余独喜思谦这徒，遭时言道。道之行，物得其利。仆诚有罪，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？身被之，目睹之，足矣。何必攘袂用力，而矜自我出耶？果矜之，又非道也。事诚如此。
柳宗元认为命运由天，不必怨恨，看到道被推行就足够了。
如今天子振兴教化，判定邪正，天下人都欣欣愉悦，而我和四五个人却独自沦落如此，难道不是命运吗？命运是天意，不是议论者所能控制的，又有什么可怨恨？我唯独喜欢思谦这一类人，遇到时世就谈论道。道得到推行，万物受到其利。我确实有罪过，但难道不在万物之中吗？亲身经历它，亲眼看到它，就足够了。何必撸起袖子用力，并且夸耀出于自己？如果夸耀，又不是道了。事情确实如此。
先对比时局与自身命运（今天子…而仆…），引出命运观（命乃天…），然后以思谦之徒为榜样，阐述“道之行”则足矣，不必自我夸耀。是递进转折：从怨命到释然，再上升到行为准则。
对个人得失不必太执着，看到大局利益就足够，不必强求个人功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