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五卷书牍，欧阳修·《与尹师鲁书》｜第 5 段，共 7 段
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，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也是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的主编。一生为官清正，爱提携后进，苏轼、曾巩都曾受他赏识。他的散文《醉翁亭记》里那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至今仍是我们常用的典故。
这封信是欧阳修在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因“庆历新政”被贬夷陵后写给挚友尹师鲁的。作为一封书信，它不同于普通家书，更像志同道合者的倾心对话，既有对仕途挫折的豁达，也有对坚守道义的相互勉励，读来如见两位君子促膝长谈。
往时砧斧鼎镬，皆是烹斩人之物，然士有死不失义，则趋而就之，与几席枕藉之无异。有义君子在傍，见有就死，知其当然，亦不甚叹赏也。史册所以书之者，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，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，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。幸今世用刑至仁慈，无此物，使有而一人就之，不知作何等怪骇也。然吾辈亦自当绝口，不可及前事也。居闲僻处，日知进道而已，此事不须言，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，要知修处之如何，故略道也。
欧阳修论述古代义士视死如归，史书记载只为警示后人，并庆幸当今刑罚仁慈，最后表示自己将专注进道，不再议论前事。
过去砧、斧、鼎、镬都是烹斩人的刑具，但士人死且不失道义，就赴死，与躺在床上、枕着席子没有差异。有义的君子在旁边，见到有人赴死，知道是应当的，也不怎么叹赏。史册之所以记载这些，只是为了警醒后世愚蠢懦弱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事情有应当做而不能逃避，不是作为奇事来让人惊诧。幸好当今用刑极为仁慈，没有这些刑具，假使有而一人去就死，不知会多么奇怪惊骇。但我们自己也应当绝口不提，不可再议论以前的事。住在闲僻之处，每日知道增进道义就是了，这事不必说，但师鲁因为我有自疑的话，要知道我如何处置，所以略说。
先以古代义士为例说明死不失义之平常；再指出史书记载目的；庆幸当今仁慈；提醒自己不再议论；最后说明写信原因。
真正的勇气是视死如归而不张扬，在顺境中更要保持低调，专注自身修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