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韩愈·《禘祫议》｜第 5 段，共 7 段
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他倡导古文运动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强调文章应言之有物，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。他的诗文雄健豪放，充满正气，如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等名篇至今仍被传诵。在文化史上，韩愈不仅是文学巨匠，更是儒家道统的坚定捍卫者。
这篇《禘祫议》是韩愈在唐宪宗时期，针对朝廷关于祭祀礼仪的争论而写的议论文。禘祫是古代天子祭祀祖先的大典，韩愈以严谨考据，主张恢复古礼，反对当时随意变通的陋习，体现了他的礼学修养与直言精神。
五曰“献、懿二祖，宜别立庙于京师。”臣又以为不可。夫礼有所降，情有所杀。是故去庙为祧，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墠，去墠为鬼，渐而之远，其祭益稀。昔者鲁立炀宫，《春秋》非之，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，既藏之主，而复筑宫以祭。今之所议，与此正同。又虽违礼立庙，至于禘祫也，合食则禘无其所，废祭则于义不通。
韩愈认为另外为献、懿二祖立庙也是不可行的，因为礼制有逐渐疏远的原则，且历史上鲁立炀宫已被批评。
第五种说法：'献、懿二祖应该另立庙在京师。'我又认为不可以。礼有降等，情有衰减。所以离开宗庙就是祧，离开祧就是坛，离开坛就是墠，离开墠就是鬼，逐渐疏远，祭祀越来越少。从前鲁国建立炀宫，《春秋》批评它，认为不应该取已经毁庙、已经收藏的牌位，又筑宫来祭祀。现在的议论，正好与这个相同。况且即使违礼立庙，到了禘祫的时候，合食（合祭）没有合适的地方，废掉祭祀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。
先立论礼有降杀，然后引经据典以鲁为例，最后指出立庙后禘祫无处安置的尴尬。
制度的创新不能违背基本的人情和礼法精神，否则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