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韩愈·《争臣论》｜第 6 段，共 10 段
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他倡导古文运动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强调文章应言之有物，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。他的诗文雄健豪放，充满正气，如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等名篇至今仍被传诵。在文化史上，韩愈不仅是文学巨匠，更是儒家道统的坚定捍卫者。
这篇文章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写给谏议大夫阳城的一封公开信。当时阳城身居谏官要职却五年不言朝政得失，韩愈以朋友身份用书信体展开议论，通过四问四答层层推进，既批评阳城失职，又阐述了士大夫当"在其位谋其政"的政治理念，展现了唐代士人直言敢谏的风骨。
或曰：“否，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，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，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，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‘尔有嘉谟嘉猷，则入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’；曰：‘斯谟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。’夫阳子之用心，亦若此者。”愈应之曰：若阳子之用心如此，滋所谓惑者矣。
有人为阳城辩护，说他并非不谏，只是不愿公开批评君主；韩愈反驳说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糊涂的。
有人说：“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阳城是厌恶诽谤君主的人，厌恶做臣子的以揭露君主的过错来博取名声。所以他虽然进谏议论，却让人无法知道。《尚书》说：‘你有好的谋略，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主，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’；又说：‘这些谋略，都归功于我们君主的圣德。’阳城的用心，也像这样。”韩愈回应说：如果阳城的用心真是这样，那就更是所谓的糊涂了。
这段采用‘先立后破’的辩论结构。先完整引述对方观点（‘或曰’部分），对方引用《尚书》为阳城‘谏而不彰’的行为辩护，试图将其塑造为谦让忠厚的典范；然后韩愈用一句话直接反驳（‘愈应之曰’），指出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。
做好事不必刻意隐藏，正当的批评与功劳的归属可以分开看待；过于追求‘不彰’之名，有时反而模糊了事情的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