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二卷奏议，匡衡·《上政治得失疏》｜第 4 段，共 8 段
匡衡是西汉经学家，出身贫寒却苦读不辍，尤精《诗经》。他以“凿壁偷光”的勤学故事闻名后世，官至丞相，封乐安侯。其治学严谨，对《诗经》的解读自成一家，被尊为“匡学”，在汉代经学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大约在西汉元帝时期，匡衡写了这篇奏疏。当时朝政有些混乱，外戚与宦官权势渐大，他借日食之机上疏劝谏。文章属于政论性奏疏，意在分析政治得失，强调君王应以礼义治国、任用贤才。读来诚恳而有力，可见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。
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士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佐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：此其本也。今俗吏之治，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，或忮害，好陷人于罪，贪财而慕势，故犯法者众，奸邪不止。虽严刑峻法，犹不为变，此非其天性，有由然也。
指出朝廷上层的言行是百姓行为的根源：如果朝中官员争斗专横、贪利刻薄，民间就会效仿导致犯罪；而现在的官吏不重礼让而崇尚克暴，所以严刑峻法也无法改变，这不是百姓天性如此，而是有原因的。
朝廷上有变色争吵的言论，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；上面有专断自傲的人，下面就会有不懂谦让的人；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之臣，下面就会有伤害他人的心思；上面有贪图利益的臣子，下面就会有偷盗的百姓：这就是根本原因。如今世俗官吏的治理，都不以礼让为根本而崇尚克伐暴虐，有的嫉妒害人，喜欢把人陷入罪名，贪图财富而仰慕权势，所以犯法的人很多，奸邪之事不断。即使有严酷的刑法，仍然不能改变，这不是他们的天性，而是有缘由的。
首先用四个排比句列举朝堂不良风气导致民间相应恶果，指出上层是根本；然后转向现实，批评当今俗吏不本礼让而崇尚克暴，导致犯法奸邪；最后指出严刑无效的原因在于根源未治。
社会问题往往源于上层示范的偏差，组织或国家的治理应首先端正领导层的作风，否则严苛制度也难以根治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