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代张方平谏用兵书》｜第 5 段，共 17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代大臣张方平所写的一篇奏疏。当时神宗锐意开边，用兵频繁，苏轼借张方平之口，以恳切平和之辞，力陈用兵之害。文章属于政论性奏议，旨在劝谏皇帝慎战息兵，休养民力，体现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。
唐太宗神武无敌，尤喜用兵，既已破灭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浑等，犹且未厌，亲驾辽东。皆志在立功，非不得已而用。其后武氏之难，唐室凌迟，不绝如线。盖用兵之祸，物理难逃。不然，太宗仁圣宽厚，克己裕人，几至刑措，而一传之后，子孙涂炭，此岂为善之报也哉。由此观之，汉、唐用兵于宽仁之后，故其胜而仅存。
以唐太宗用兵为例，说明即使英明如太宗，征伐之后也导致子孙遭难，证实用兵祸患难逃。
唐太宗神武无敌，特别喜欢用兵。已经灭了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浑等，还不满足，亲自征辽东。这些都是为了立功，不是不得已才用兵。后来武则天祸乱，唐室几乎断绝。大概用兵的祸患，是事物规律难逃的。不然，太宗仁圣宽厚，克制自己宽容他人，几乎达到刑法搁置不用的境地，但是一代之后，子孙涂炭，这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？由此看来，汉、唐在宽仁之后用兵，所以虽然胜利但仅能保存。
先铺陈唐太宗用兵事实，再转折到其后果（武则天祸乱），接着用反问论证用兵之祸的必然性，最后总结汉唐用兵的特点。
即使强大的功业，也可能埋下祸根。一时胜利不一定带来长久安宁，要警惕以功业为名发动战争的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