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柳宗元·《封建论》｜第 14 段，共 15 段
柳宗元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仕途坎坷，被贬永州后写下《永州八记》等散文名篇，以山水寄寓孤愤，文风清峻深刻。在思想史上，他的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等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反思，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这篇文章是柳宗元在唐代中期所写的一篇政论散文。当时藩镇割据问题严重，他借探讨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，来反思现实政治。文章通过历史对比，论证郡县制更有利于国家统一，暗含对当时地方势力坐大的忧虑。柳宗元以逻辑严密的论述展现了他深刻的政治洞察力。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，是不得已也。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，资以黜夏，汤不得而废；归周者八百焉，资以胜殷，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为安，仍之以为俗，汤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，非公之大者也，私其力于己也，私其卫于子孙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者也；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尽臣畜于我也。
柳宗元分析商周保留分封制是迫于形势，而秦朝废除分封、推行郡县制虽出于私心，却在制度上体现了更大的公义。
商朝、周朝没有废除分封制，是不得已的。因为归附商汤的诸侯有三千个，商汤依靠他们才废黜了夏朝，所以不能废除他们；归附周武王的诸侯有八百个，周武王依靠他们才战胜了商朝，所以也不能改变他们。顺从这种局面以求安定，因袭旧制以成习俗，这是商汤、周武王不得已的做法。这种不得已，并不是出于大公无私，而是有私心——想借助诸侯的力量为自己服务，想让他们保卫自己的子孙。秦朝之所以废除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，从制度本身看，是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原则；但秦朝的动机是私心——是为了树立皇帝个人的权威，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臣服于自己。
本段采用“对比-递进”结构展开。先以“夫殷、周之不革者”起笔，说明商周保留分封是“不得已”，并具体解释原因（依靠诸侯力量）。接着用“徇之以为安，仍之以为俗”概括其策略。然后笔锋一转，指出这种“不得已”本质是“私”（为子孙）。最后，以“秦之所以革之者”引出对比，形成递进：秦朝改革在“制”（制度）上是“公”，在“情”（动机）上仍是“私”。整体从现象到本质，层层剖析制度与动机的复杂关系。
评价一件事，有时需要将“制度本身”与“推行者的动机”分开看。一个出于私心推动的改革，也可能在客观上带来更公道的制度安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