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徐州上皇帝书》｜第 10 段，共 22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封书写于苏轼任徐州知州时，是写给皇帝的一道奏议。当时徐州正遭水灾，他一边筑堤抗洪，一边上书请求减免赋税、宽恤民力，字里行间满是为百姓请命的赤诚。
盖自近岁以来，部送罪人配军者，皆不使役人，而使禁军。军士当部送者，受牒即行，往返常不下十日，道路之费，非取息钱不能办，百姓畏法不敢贷，贷亦不可复得，惟所部将校，乃敢出息钱与之，归而刻其粮赐，以故上下相持，军政不修，博弈饮酒，无所不至，穷苦无聊，则逃去为盗。臣自至徐，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。
揭示逃军产生的具体原因：押送任务导致士兵借高利贷，进而穷苦无聊而逃跑。
大概从近年以来，部送罪人、配军的差事，都不让役人去做，而让禁军去做。士兵中负责部送的，接到公文就出发，往返常常不少于十天，路上的费用，不借高利贷就无法解决，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给他们，就算借了也还不回来，只有所部的将校，才敢出利息钱给他们，回来后克扣他们的粮饷，因此上下相持，军政不整顿，赌博饮酒，无所不为，穷苦无聊，就逃跑去做盗贼。我从到徐州以来，就取用不属正常经费的钱一百多贯另外储存起来。
先说明部送差事改用禁军后的恶果——士兵借高利贷、被克扣、赌博饮酒、穷苦逃亡，再讲述自己在徐州的应对措施。
体制内的漏洞若不修补，会直接逼人走上绝路；管理者需从小处着眼改善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