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洵·《谏论二首》｜第 1 段，共 12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，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，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，笔力雄健，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，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是北宋苏洵在嘉祐年间所写的一组政论文。当时他虽未入仕，却心系朝政，针对朝廷言路不畅的问题，以史为鉴，提出君王应兼用“赏”“罚”二术来激励臣子进谏。文章逻辑严密，气势充沛，既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，又带着宋代士大夫的务实精神，堪称论说文中的典范之作。
古今论谏，常与讽而少直。其说盖出于仲尼。吾以为讽、直一也，顾用之之术何如耳。伍举进隐语，楚王淫益甚；茅焦解衣危论，秦帝立悟。讽固不可尽与，直亦未易少之。吾故曰：顾用之之术何如耳。
苏洵讨论进谏方式，认为讽谏与直谏本质相同，关键在于运用得当。
古往今来讨论进谏，往往推崇委婉讽谏而轻视直言进谏。这种说法大概源于孔子。但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质是一样的，只是看运用方法如何罢了。伍举用隐语进谏，楚王反而更加放纵；茅焦冒着生命危险直言，秦始皇立刻醒悟。所以讽谏并非都该采用，直谏也不该轻易贬低。我说：关键还是看运用方法如何。
先提出传统观点（重讽轻直）并点明其来源，再提出自己观点（讽直本质相同，关键在方法）。接着用两个历史案例正反对比：伍举讽谏失败，茅焦直谏成功。最后重申观点，形成“立论—例证—结论”的递进结构。
与人沟通时，不必拘泥于某种固定方式，关键是根据对方特点和情境选择最有效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