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洵·《谏论二首》｜第 4 段，共 12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，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，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，笔力雄健，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，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是北宋苏洵在嘉祐年间所写的一组政论文。当时他虽未入仕，却心系朝政，针对朝廷言路不畅的问题，以史为鉴，提出君王应兼用“赏”“罚”二术来激励臣子进谏。文章逻辑严密，气势充沛，既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，又带着宋代士大夫的务实精神，堪称论说文中的典范之作。
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，理谕之，势禁之，利诱之，激怒之，隐讽之之谓也。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，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；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，而相燕之行有日；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，而立归武臣，此理而谕之也。
苏洵总结五种有效的劝谏方法，并举例说明“以理服人”这一种。
游说的方法中，可以成为劝谏法则的有五种：用道理来说服，用形势来禁止，用利益来诱导，用话语来激怒，用隐语来讽喻。触龙用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的道理（来劝说），没多久长安君就去齐国做了人质；甘罗用白起在杜邮被赐死的事来责问张唐，于是张唐出使燕国的行程就确定了；赵国的士兵用两位贤明赵王的故事告诉燕将，于是武臣就被放归了。这些就是“用道理来说服”的例子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总-分-例证”的结构展开。首先总括提出五种劝谏方法（理、势、利、激、隐）。然后，聚焦于第一种方法“理谕之”，并连续使用三个历史典故（触龙说赵太后、甘罗说张唐、赵卒说燕将）作为具体例证，形成并列关系，有力地支撑了观点。
想说服别人时，与其情绪对抗，不如找到对方能听进去的道理或利害关系，从共识点出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