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,苏洵·《谏论二首》|第 8 段,共 12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,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,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,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,笔力雄健,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,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是北宋苏洵在嘉祐年间所写的一组政论文。当时他虽未入仕,却心系朝政,针对朝廷言路不畅的问题,以史为鉴,提出君王应兼用“赏”“罚”二术来激励臣子进谏。文章逻辑严密,气势充沛,既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,又带着宋代士大夫的务实精神,堪称论说文中的典范之作。
吾观昔之臣言必从,理必济,莫如唐魏郑公,其初实学纵横之说,此所谓得其术者欤?噫!龙逢、比干不获称良臣,无苏秦、张仪之术也;苏秦、张仪不免为游说,无龙逢、比干之心也。是以龙逢、比干吾取其心,不取其术;苏秦、张仪吾取其术,不取其心,以为谏法。
苏洵认为,进谏需要兼具忠诚之心与有效方法,以魏征为例,主张取法古人的长处来完善劝谏之道。
我看过去的大臣中,进言必被听从、道理必能成事的,没有比得上唐代魏郑公(魏征)的,他起初实际学习的是纵横家的学说,这就是所谓掌握了方法的人吧?唉!龙逢、比干不能被称为良臣,是因为他们没有苏秦、张仪那样的方法;苏秦、张仪不免被视作游说之徒,是因为他们没有龙逢、比干那样的忠心。因此,对于龙逢、比干,我取法他们的忠心,不取法他们的方法;对于苏秦、张仪,我取法他们的方法,不取法他们的心术,以此作为进谏的方法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举例—对比—结论”的递进结构。首先以魏征的成功为例,引出“术”(方法)的重要性。接着通过对比龙逢、比干(有心无术)与苏秦、张仪(有术无心)的局限,形成鲜明对照。最后得出结论:应当综合二者之长,取其忠心与方法,从而确立理想的“谏法”。
在表达意见或劝告他人时,光有好的出发点可能不够,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;反过来,技巧再高明,若缺乏真诚,也难以真正服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