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苏洵·《谏论二首》｜第 7 段，共 12 段
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，与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。他年轻时读书不太用功，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学习，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，笔力雄健，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，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。
这是北宋苏洵在嘉祐年间所写的一组政论文。当时他虽未入仕，却心系朝政，针对朝廷言路不畅的问题，以史为鉴，提出君王应兼用“赏”“罚”二术来激励臣子进谏。文章逻辑严密，气势充沛，既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，又带着宋代士大夫的务实精神，堪称论说文中的典范之作。
理而谕之，主虽昏必悟；势而禁之，主虽骄必惧；利而诱之，主虽怠必奋；激而怒之，主虽懦必立；隐而讽之，主虽暴必容。悟则明，惧则恭，奋则勤，立则勇，容则宽，致君之道尽于此矣。
苏洵提出五种劝谏君主的方法及其预期效果，认为这些方法涵盖了辅佐君主的全部道理。
用道理来晓谕他，君主即使昏庸也必定会醒悟；用形势来禁止他，君主即使骄纵也必定会畏惧；用利益来诱导他，君主即使懈怠也必定会奋起；用激将法来刺激他，君主即使懦弱也必定会振作；用含蓄的话来讽喻他，君主即使暴戾也必定会宽容。醒悟了就会明智，畏惧了就会恭敬，奋起了就会勤勉，振作了就会勇敢，宽容了就会仁厚，辅佐君主的道理全在这里了。
这段文字采用“方法+效果”的并列结构展开。前五句每句提出一种劝谏方法（理、势、利、激、隐），并说明即使君主有某种缺点（昏、骄、怠、懦、暴），用对应方法也能产生积极效果（悟、惧、奋、立、容）。后五句则递进说明这些积极效果带来的君主品质提升（明、恭、勤、勇、宽），最后总结这是“致君之道”的全部内容。
劝人改变时，需要根据对方的特点和状态选择合适的方式，有时直接讲道理，有时需要借助外部形势，有时则需要激发对方的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