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邹阳·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｜第 7 段，共 12 段
邹阳是西汉初年的一位文人，在梁孝王门下做谋士。他最有名的作品是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，一篇在牢里写的自白书，辞藻华丽、真情流露，既像辩词又像散文。这篇文字不仅救了他自己的命，也成了后世学习古文辞的经典范本。
这篇文章写于西汉景帝时期，邹阳因遭谗言被梁孝王下狱，危难中写下这封书信。它是一篇骈散结合的上书，以大量历史典故自辩，痛陈忠而见疑的悲愤，希望梁王明察。言辞恳切，气势充沛，是汉代狱中上书的名篇。
是以圣王觉寤，捐子之之心，而不说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，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？广欲善亡厌也。夫晋文亲其仇，强伯诸侯；齐桓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。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、魏，立强天下，卒车裂之，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劲吴而伯中国，遂诛其身。
圣王因真诚待士而功成，反之则得祸。
圣明的君王觉悟后，能抛弃子之那样的私心，不欣赏田常那样的表面贤能，封赏比干的后代，修整孕妇的墓地，所以功业覆盖天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追求善永不满足。晋文公亲近他的仇人，成为强盛霸主；齐桓公任用他的仇人，匡正天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慈爱仁厚殷勤，真诚发自内心，不能靠空话假意。至于秦国用商鞅之法，向东削弱韩魏，称强天下，最终车裂了他；越国用大夫文种的谋略，擒获强吴而称霸中原，最终诛杀了他。
先正面列举圣王觉悟后的善举与功业，再用反问揭示其根本原因（广欲善无厌）；接着以晋文公、齐桓公的正面事例进一步说明真诚待人的重要性；最后用秦用商鞅、越用文种却不得善终的反面事例进行对比，形成正反论证。
真诚是领导者赢得人心的根基，虚情假意只会埋下祸患。日常中，无论待人还是行事，内心的诚意比表面的技巧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