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卷论著，李康·《运命论》｜第 7 段，共 15 段
李康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文学家，以一篇《运命论》闻名于世。他生活在动荡年代，却以深邃的思考探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关系，文字间既有哲理的冷峻，又带着乱世文人的无奈与清醒。
这篇文章大约写于魏晋时期，作者李康身处政治动荡的年代。这是一篇典型的论说文，通过探讨命运与人事的关系，既流露出对时局的感慨，也暗含对人生际遇的思考。文中以历史人物为例，娓娓道来个人努力与天命之间的微妙平衡，读来既深刻又带着几分无奈。
其徒子夏，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，退老於家，魏文侯师之，西河之人，肃然归德，比之於夫子，而莫敢间其言。故曰：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而后之君子，区区於一主，叹息於一朝。屈原以之沈湘，贾谊以之发愤，不亦过乎！
子夏退居西河仍受人敬重，说明治乱、穷达、贵贱皆由时运决定，后人不必为一时的境遇过度忧愤。
孔子的弟子子夏，学问已登堂但尚未入室（指造诣精深），晚年退休在家，魏文侯尊他为老师，西河的百姓，都恭敬地归附于他的德行，将他比作孔子，没有人敢非议他的言论。所以说：国家的治乱，是时运；个人的困顿与显达，是命运；地位的贵贱，是时机。而后世的君子们，却拘泥于一位君主（的赏识），在一个朝代里叹息。屈原因此沉江于湘水，贾谊因此愤懑抑郁，不也是太过（执着）了吗？
这段文字采用“例证-结论-反证”的结构展开。先以子夏晚年受尊崇的实例，论证个人境遇与时代机遇的关系；接着直接引出核心观点“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”；最后用屈原、贾谊的悲剧作为反例，批评后世君子过于执着于一时的得失，未能看透时运。
个人的成败与时代大势紧密相连，努力之余，也要学会理解和接纳时机的安排，不必将一时的挫折完全归咎于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