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五卷书牍，李翱·《答王载言书》｜第 6 段，共 13 段
李翱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师从韩愈，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。他融合儒家与佛家思想，提出“复性说”，主张通过修养回归人的纯善本性。他的文章平实深刻，对宋明理学有深远影响，是连接唐宋思想转型的关键人物。
这是李翱写给友人王载言的一封书信，大约写于唐代中期。作为古文运动的一员，李翱在信中探讨了文章的创作原则，强调真情实感与创新，反对浮华之风。文体是典型的唐代古文书信，语调恳切，如朋友间推心置腹地交流写作心得。
此皆情有所偏，滞而不流，未识文章之所主也。义不深不至於理，言不信不在於教劝，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，《剧秦美新》、王褒《僮约》是也；其理往往有是者，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，刘氏《人物表》、王氏《中说》、俗传《太公家教》是也。古之人能极於工而已，不知其词之对与否、易与难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”此非对也。又曰：“遘闵既多，受侮不少。”此非不对也。
这些观点都是因为个人偏好而局限，没有把握文章的根本：义、理、辞三者缺一不可。
这些都是因为情感有所偏向，停滞不通，未能认识文章的主旨。义理不深刻就不能达到真理，言辞不真实就不能起到教化劝诫的作用，而辞句怪异的例子有《剧秦美新》、王褒《僮约》；道理有时正确而辞章不精工的例子有刘氏《人物表》、王氏《中说》、俗传《太公家教》。古之人只追求极致的工巧，并不在意辞句是否对仗、是深是易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”这是不对仗的。又说：“遘闵既多，受侮不少。”这又不是不对仗的。
先总评上述六种观点为偏见，然后分两层举例：一是词句怪丽而义理不足者，二是理有是而词不工者，最后引出古人唯重“工”而不刻意追求对仗与否，并以《诗经》两句对举证明。
写作时不要被形式规则束缚，先把内容做扎实、表达做精到，形式自然会恰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