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董仲舒·《对贤良策二》｜第 1 段，共 14 段
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，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让儒家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正统。他还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，把天道和人事联系起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这篇《对贤良策二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写的，当时皇帝广求贤才，他借机阐述治国之道。文章属于“策”这种文体，有点像给皇帝的建议书，主要谈论天人感应和更化改制，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秦政的流弊。
制曰：盖闻虞舜之时，游于岩郎之上，垂拱无为，而天下太平；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，而宇内亦治。夫帝王之道，岂不同条共贯与？何逸劳之殊也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，及至周室，设两观，乘大路，朱干玉戚，八佾陈于庭，而颂声兴。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？或曰良玉不彖，又云非文亡以辅德，二端异焉。殷人执五刑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。成、康不式，四十馀年天下不犯，囹圄空虚。秦国用之，死者甚众，刑者相望，耗矣哀哉！
汉武帝提出疑问：虞舜无为而治与周文王勤劳而治，帝王之道是否一致？又提到俭朴与文饰、严刑与宽刑的矛盾现象。
制书说：听说虞舜的时候，在岩廊上游玩，垂衣拱手无为而治，天下却太平；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，天下也治理得很好。帝王之道，难道不是同一体系吗？为什么安逸和劳苦如此不同？俭朴的人不制作华丽的旌旗之类装饰，到了周朝，却设立两观，乘坐大辂，手持朱红的盾牌和玉斧，在庭中陈列八佾之舞，而颂歌兴起。帝王之道难道目标不同吗？有人说美玉不用雕琢，又说没有文饰就无法辅助德行，两种说法不同。殷商用五刑来督察奸邪，伤害肌肤来惩罚罪恶。周成王、周康王不使用刑罚，四十多年天下无人犯法，监狱空虚。秦国用刑，死的人很多，受刑的人接连不断，损耗殆尽，可悲啊！
先对比虞舜与文王的逸劳，引出帝王之道是否一致的疑问；再列举俭朴与华饰、无饰与有文的不同现象；最后对比殷周秦用刑的结果，形成多重对比，突出问题的复杂性。
治理方式应因时制宜，表面矛盾可能蕴含更高的统一；不要只拘泥于形式，要看清时代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