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董仲舒·《对贤良策二》｜第 13 段，共 14 段
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，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让儒家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正统。他还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，把天道和人事联系起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这篇《对贤良策二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写的，当时皇帝广求贤才，他借机阐述治国之道。文章属于“策”这种文体，有点像给皇帝的建议书，主要谈论天人感应和更化改制，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秦政的流弊。
是以阴阳错缪，氛气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皆长吏不明，使至于此也。夫长吏多出于郎中、中郎，吏二千石子弟。选郎吏，又以富訾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功者，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所谓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材虽累日，不离于小官；贤材虽未久，不害为辅佐。是以有司竭力尽知，务治其业而以赴功。今则不然。
董仲舒指出，阴阳错乱、民生困顿的根源在于地方长官选拔不当，只重资历与财富，而非贤能。
因此阴阳错乱，邪气充塞，众生很少顺遂，百姓未能得救，都是因为地方长官不明智，才导致这样的局面。地方长官大多出自郎中、中郎以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。选拔郎官时，又只凭财富多寡，未必是贤能的人。况且古时所说的功绩，是以担任官职是否称职为标准，不是指任职时间长短。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很久，也只能做小官；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，也不妨碍成为辅佐之才。因此官员们竭尽全力，专心治理本职以追求功业。现在却不是这样。
先果后因：首句陈述国家混乱、民生困苦的现状，然后点明原因是“长吏不明”；接着指出选拔长吏的弊端——出身世袭、唯财富论；再以古今对比，说明古时重称职、不重年资，而现在恰恰相反。
选拔人才时，资历和财富不应是首要标准，能力与品德才是关键。无论职场还是组织，若只论年限、论出身，就容易埋没真正有才华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