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董仲舒·《对贤良策二》｜第 8 段，共 14 段
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，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让儒家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正统。他还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，把天道和人事联系起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这篇《对贤良策二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写的，当时皇帝广求贤才，他借机阐述治国之道。文章属于“策”这种文体，有点像给皇帝的建议书，主要谈论天人感应和更化改制，想用儒家思想来扭转秦政的流弊。
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材诸位，爵禄以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谊，平残贼，周公作礼乐以文之，至于成、康之隆，囹圄空虚四十馀年，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，非独伤肌肤之效也。至秦则不然。师申、商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为俗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。
圣王通过教育、任用、爵禄、刑罚等手段使民知礼义、耻于犯上；成康之治教化成效显著，而秦朝专任法家、无文德，导致失败。
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，年少时就让他们学习，年长后根据才能安排职位，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邪恶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并且以犯上为耻。周武王推行大义，平定残暴的贼寇，周公制作礼乐来文饰教化，到成王、康王时期国家兴盛，监狱空了四十多年，这也是教化逐渐渗透、仁义流行的结果，而不仅仅是伤害皮肤的刑罚的效果。到秦朝则不是这样。他们师从申不害、商鞅的法家学说，行用韩非的主张，憎恶帝王之道，以贪婪残酷为习俗，没有文德来教导天下百姓。
正反对比结构：先正面详述圣王的治理措施及成康之治的良好效果（教化为主、刑罚为辅），再反面描述秦朝弃王道、行贪狼之俗的弊端，形成强烈对比。
好的制度离不开对人的培养，单靠惩罚无法建立持久的信任与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