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一卷论著，荀子·《荣辱篇》｜第 11 段，共 21 段
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，他主张“性恶论”，强调后天教育和礼法约束的重要性。他的思想既继承儒家传统，又融合法家元素，对后世政治哲学影响深远，堪称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《荣辱篇》出自战国末期荀子之手，当时社会动荡、思想纷杂，荀子针对人性与道德的讨论而作。这是一篇典型的议论文，通过对比荣辱的根源，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，主张用后天努力修养品德。全文逻辑严密，意在引导人们明辨是非，追求真正的荣耀。
则君子注错之当，而小人注错之过也。故孰察小人之知能，足以知其有馀，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。譬之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。是非知能材性然也，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。仁义德行，常安之术也，然而未必不危也；汙僈、突盗，常危之术也，然而未必不安也。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。
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的不同选择，指出人的行为习惯和所处环境才是决定其品行的关键，而非天生的才智差异。
那么，君子是因为行为举措得当，而小人是因为行为举措有过失。所以，仔细考察小人的才智能力，足以知道他们是绰绰有余的，是可以做到君子所做的事情的。这就好比越国人安于越国的风俗，楚国人安于楚国的风俗，君子安于雅正（正道）。这并不是因为智慧、才能、资质、本性使他们这样，而是因为行为举措与习俗的节制有所不同。仁义德行，是通常带来安定的方法，然而未必就不遭遇危险；污秽怠慢、欺凌盗窃，是通常带来危险的方法，然而未必就不能获得安定。所以君子遵循那常规的（正道），而小人追求那怪异的（邪道）。
这段文字采用‘总-分-总’的对比论证结构展开。首先总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‘注错’（行为选择）的当与过。然后分步论证：1）用‘譬之’举例（越人安越等），说明差异源于后天‘注错习俗’，而非先天‘知能材性’。2）进一步用‘常安之术’与‘常危之术’的辩证关系（安未必不危，危未必不安）来深化论点，说明选择正道（仁义）虽好但也有风险，选择邪道虽险也可能暂时得安，这凸显了选择的复杂性。最后总结点明核心区别：君子‘道其常’，小人‘道其怪’，回扣开头，形成闭环。
它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道路主要是自己选择的结果，而非天生注定。在日常中，有意识地培养好的行为习惯，并审慎对待环境的影响，可能比单纯纠结于天赋更为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