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董仲舒·《对贤良策三》｜第 13 段，共 22 段
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，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让儒家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正统。他还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，把天道和人事联系起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这是西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应诏回答皇帝策问的“贤良对策”之一。文章属于奏议体，旨在阐述“天人感应”与“大一统”思想，建议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奠定基础。
”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，其馀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此言百王之用。以此三者矣。夏因于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如一，而所上同也。
改朝换代会改变历法、服色等表面形式，但根本之道不变；夏、商、周各有侧重是为了救治前代的流弊。
改变历法、变更服饰颜色，只是用来顺应天命罢了，其余都完全遵循尧的道，何必更改呢？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，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。然而夏朝崇尚忠诚，殷朝崇尚恭敬，周朝崇尚文采，这是因为它们继承前朝而需要补救的弊病，应当采用这些不同的重点。孔子说：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，其中增加和减少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；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，其中增加和减少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；将来或许有继承周朝的，即使一百代之后，也是可以预知的。”这就是说历代君王所用的，就是这三者（忠、敬、文）的循环。夏朝沿袭虞舜，却唯独不说增加和减少了什么，这是因为它们的道是一致的，而且崇尚的重点相同。
先提出改制（正朔、服色）只是形式，实质之道不变，接着说明三代侧重不同是为了救前代之弊，再引用孔子关于礼制损益的话，最后解释夏因于虞而不言损益是因为道同。
表面的变革往往只是形式，核心的价值观和原则才是持久的根基，但为了适应时代，细节需要合理取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