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一卷奏议，董仲舒·《对贤良策三》｜第 19 段，共 22 段
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，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让儒家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正统。他还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，把天道和人事联系起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这是西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应诏回答皇帝策问的“贤良对策”之一。文章属于奏议体，旨在阐述“天人感应”与“大一统”思想，建议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奠定基础。
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故公仪子相鲁，之其家，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妻；食于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“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红女利乎？”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，而从其教；民化其廉，而不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。
董仲舒举公仪休不与民争利的例子，说明这是天理古道，但后世卿大夫重利轻义导致衰败。
这是上天的道理，也是远古的法则，天子应当效法来制定制度，大夫应当遵循来作为行为准则。所以公仪休担任鲁国相，回到家里，看见妻子在织帛，发怒而休掉了妻子；在房舍里吃饭，吃到自己种的葵菜，恼怒地拔掉了葵菜，说：“我已经享受了俸禄，又去夺取菜农和织女的利益吗？”古代的贤人君子在官位上的都像这样，所以下面的人尊崇他们的品行，听从他们的教化；百姓被他们的廉洁感化，而不贪婪鄙陋。等到周王室衰落，那些卿大夫就轻视道义而急于求利了。
总分对比结构：先总说这是天理古道（起），接着举公仪休的具体事例加以证明（承），然后说明古代贤人君子都如此而得到良好效果（转），最后对比周室衰微后卿大夫重利轻义的变化（合）。
领导者以身作则、不与民争利，能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廉洁风气；一旦唯利是图，风气就会败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