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一卷论著，荀子·《议兵篇》｜第 2 段，共 33 段
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，他主张“性恶论”，强调后天教育和礼法约束的重要性。他的思想既继承儒家传统，又融合法家元素，对后世政治哲学影响深远，堪称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这是战国末年荀子与弟子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，大约写于公元前三世纪。文章采用对话体形式，通过荀子与临武君、陈嚣等人的辩论，系统阐述了儒家对战争的看法——强调仁义为本、民心向背才是用兵的根本，反对当时流行的诡诈战术和单纯依赖武力。全文既体现了战国兵家思想的交锋，又展现了荀子将军事纳入儒家道德体系的独特视角。
故善附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”临武君曰：“不然。兵之所贵者埶利也，所行者变诈也。善用兵者，感忽悠闇，莫知其所从出，孙、吴用之，无敌於天下，岂必待附民哉！”孙卿子曰：“不然。臣之所道，仁者之兵，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贵，权谋埶利也；所行，攻夺变诈也，诸侯之事也。仁人之兵，不可诈也。
荀子与临武君辩论用兵的关键，荀子主张用兵的根本在于赢得民心，而临武君则强调战术的权变与地利。
所以善于使民众亲附的人，才是善于用兵的人。因此用兵的要领就在于使民众亲附罢了。临武君说：“不对。用兵所看重的，是形势的有利；所施行的，是机变诡诈。善于用兵的人，行动迅速隐蔽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出现。孙武、吴起用这种方法，在天下无敌，难道一定要依靠民众的亲附吗？”荀子说：“不对。我所说的，是仁德之人的军队，是称王天下者的志向。您所看重的，是权谋与形势的有利；所施行的，是攻夺与机变诡诈，这是诸侯们的事情。仁德之人的军队，是不可以用诡诈来对付的。
这段文字以对话形式展开，呈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。首先是荀子提出核心论点“兵要在乎附民”，这是“起”。接着临武君提出反驳，以“不然”转折，并举孙、吴为例论证“权谋变诈”的重要性，这是“承”与“转”。最后荀子再次以“不然”回应，将辩论提升到“仁者之兵”与“诸侯之事”的层次对比，点明“不可诈”的特质，这是“合”。整体是典型的辩论式递进结构。
在团队或项目中，依赖技巧与资源（“势利变诈”）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，但建立信任与共识（“附民”）才是长久稳固的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