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一卷论著，荀子·《议兵篇》｜第 21 段，共 33 段
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，他主张“性恶论”，强调后天教育和礼法约束的重要性。他的思想既继承儒家传统，又融合法家元素，对后世政治哲学影响深远，堪称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这是战国末年荀子与弟子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，大约写于公元前三世纪。文章采用对话体形式，通过荀子与临武君、陈嚣等人的辩论，系统阐述了儒家对战争的看法——强调仁义为本、民心向背才是用兵的根本，反对当时流行的诡诈战术和单纯依赖武力。全文既体现了战国兵家思想的交锋，又展现了荀子将军事纳入儒家道德体系的独特视角。
孙卿子曰：“非女所知也。女所谓便者，不便之便也；吾所谓仁义者，大便之便也。彼仁义者，所以修政者也，政修则民亲其上，乐其君，而轻为之死。故曰：‘凡在於军，将率末事也。’秦四世有胜，諰々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，此所谓末世之兵，未有本统也。故汤之放桀也，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，武王之诛纣也，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，皆前行素修也，所谓仁义之兵也。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，此世之所以乱也。”
荀子认为，真正的强大来自仁义治国，而非军事技巧；秦国的强大只是表面，缺乏根本的仁义基础。
荀子说：“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。你所说的便利，是不便利中的便利；我所说的仁义，才是最大的便利。仁义是用来修明政治的，政治修明了，民众就会亲近君主，乐意为君主效死。所以说：‘在军事中，将领是次要的事。’秦国四代都保持胜利，却总是提心吊胆，害怕天下诸侯联合起来倾轧自己，这就是所谓的末世之兵，没有根本的统绪。所以商汤放逐夏桀，并非只在鸣条之战时才驱逐他；周武王诛杀商纣，也并非只在甲子日早晨才战胜他；都是因为平时一贯施行仁义，这就是所谓的仁义之兵。现在你不从根本上去寻求，却从末节上去索取，这就是天下混乱的原因。”
这段文字采用对比递进的结构。先区分“不便之便”与“大便之便”，点明仁义才是根本；接着以秦国为例，说明缺乏仁义的军事胜利是脆弱且令人恐惧的；再以商汤、周武为例，说明他们的胜利源于长期的仁义积累；最后总结，指出忽视根本、追求末节是乱世之源。
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经营家庭，长期的信任与善意积累，远比一时的技巧或手段更重要；焦虑往往源于根基不牢，而非对手太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