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二十五卷典志，欧阳修·《新唐书·兵志》｜第 40 段，共 61 段
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，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也是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的主编。一生为官清正，爱提携后进，苏轼、曾巩都曾受他赏识。他的散文《醉翁亭记》里那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至今仍是我们常用的典故。
这是《唐书》中的一篇专志，由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。作为史书体裁的“志”，它系统记载了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，从府兵到募兵，意在总结唐代武功盛衰的教训。读来能清晰了解唐王朝的兵制脉络。
中书、御史府、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，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。三辅人假比于军，一牒至十数。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，身不宿卫，以钱代行，谓之纳课户。益肆为暴，吏稍禁之，辄先得罪，故当时京尹、赤令皆为之敛屈。十年，京兆尹杨于陵请置挟名敕，五丁许二丁居军，余差以条限，繇是豪强少畏。
唐中期中央和地方军政管理混乱，军籍冒滥严重，豪强逃避兵役，官员难以约束，直至杨于陵提出改革才稍有改善。
中书省、御史府和兵部每年都无法核对军籍，京兆府又不敢全面核查士兵的实际身份。三辅地区的人假借军队名义（逃避徭役），一张军籍文书可以对应十多人。长安的奸猾之徒大多在两支神策军中虚报占名，本人并不宿卫，而是用钱财代替服役，称为“纳课户”。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作恶，官吏稍加禁止，反而先被治罪，所以当时京兆尹和长安县令都因此屈从退让。贞元十年，京兆尹杨于陵请求设置“挟名敕”，规定五丁之家允许两人留在军队，其余人按标准差遣，从此豪强稍有畏惧。
先描述中央和地方机构无法有效管理军籍的问题，接着说明三辅和长安的冒滥现象及纳课户的横行，然后指出地方官吏的无力，最后提出杨于陵的改革措施及其效果。
制度管理混乱时，漏洞会被滥用，只有建立清晰的名实核查机制，才能有效遏制虚假和特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