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二卷奏议，陆贽·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》｜第 15 段，共 38 段
陆贽是唐代中期的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，生活在唐德宗时期。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直言敢谏的品格闻名，尤其在“泾原兵变”后辅佐德宗稳定朝局，提出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。他的奏议文章逻辑严密、文笔流畅，被后人编为《陆宣公奏议》，成为古代公文写作的典范。陆贽被誉为“唐代第一贤相”，其政治智慧和忠诚耿介的品质，对后世文人从政者影响深远。
这篇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》是唐代名臣陆贽在唐德宗避乱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时所写，时间大约是建中四年（783年）。文章属于奏状，是臣子写给皇帝的公文体裁。陆贽在此恳请德宗多与群臣商议国事，并允许大家直抒己见，意在劝谏君主广开言路，凝聚人心，共度危局。
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，滞习俗之凡见，闻过则羞巳之短，纳谏又畏人之知，虽有求理之心，必无济代之效，虽有悔过之意，必无从谏之名。此则听纳之实不殊，隐见之情小异，其於损益之际，已有若此相悬，又况不及中才，师心自用，肆于人上，以遂非拒谏，孰有不危者乎！
假设太宗采取常人之态，效果就会迥异；何况不如中才的人。
如果太宗顺从一般君主的常情，拘泥于世俗之见，听到过失就羞于己短，纳谏又怕人知道，虽有求治之心，必无济世之效；虽有悔过之意，必无从谏之名。这听纳的实质并无不同，但隐显之情小异，在损益上已有这样大的差别，何况还达不到中等才能，刚愎自用，放肆于人上，以坚持错误拒绝劝谏，哪有不危险的呢？
通过假设太宗采取常人之态（羞过、畏人之知），对比实际效果，指出即使实质相近，隐性显性差异已导致损益悬殊；再进一步推论，水平更低的人若师心自用、遂非拒谏，则必危。
即使有心改进，若态度封闭、害怕暴露缺点，也难以真正受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