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八卷序跋，司马迁·《太史公自序》｜第 21 段，共 68 段
司马迁是西汉的一位史学家，命运坎坷却意志坚韧。他倾尽心血写成的《史记》，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。这本书不仅是史学的典范，文笔也极富感染力，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与精神。
这是司马迁晚年为《史记》所作的自序，写于汉武帝时期，他因李陵之祸受刑后发愤著书。文章属序传体，既述其家族史与个人遭际，又阐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著史宏愿，是了解《史记》及其人格的关键文献。
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於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指出人们常自以为行善却不知礼义，导致身份混乱，强调《春秋》是礼义的宗源，礼法比法律更根本。
其实他们都自认为是在行善，但做的时候不明白礼义，被别人用空口罪名指责也不敢辩驳。不通晓礼义的要旨，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。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被臣下冒犯，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，父亲不像父亲就会混乱无道，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们头上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。所以《春秋》是礼义的大根本。礼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它，法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惩罚；法的作用容易看见，而礼的禁止作用却难以知晓。
先指出人们行善却不知义的矛盾，接着具体描述君不君、臣不臣等四种大过，最后总结春秋是礼义大宗，并对比礼与法的不同作用，形成说理递进。
与其等到犯错后再用法律惩罚，不如提前用礼义规范自己，养成习惯，这样很多冲突根本不会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