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5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昔子产焚《载书》以弭众言，赂伯石以安巨室，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。而子夏亦曰：“信，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”唯商鞅变法，不顾人言，虽能骤致富强，亦以召怨天下，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。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，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徇，而秦人莫哀。
通过子产、子夏的正面例子与商鞅的反面例子，说明重视人心、不触犯众怒的重要性。
从前子产焚烧盟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，给伯石财物来安抚大族，认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。而子夏也说：“先取得信任，然后才能劳役百姓；没有信任，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待自己。”只有商鞅变法，不顾人们的议论，虽然能迅速使国家富强，但也因此招致天下的怨恨，使他的民众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，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恩德，虽然他得到了天下，但很快就失去了。至于他自身，也终究不免，背负罪名出逃，而诸侯不接纳，最终被车裂示众，而秦国人民没有哀怜他的。
先举正面事例（子产、子夏），再举反面事例（商鞅），形成鲜明对比，论证触犯众怒则败的道理。
改革或决策时，不能只追求短期成效，而要先建立信任、尊重民意，否则可能反噬自身。